本文由王希胜律师根据真实案例整理，仅供法律学习与实务参考。

官网：www.dalianlaw.com

摘要： 酒驾发生交通事故后，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但其是否享有向侵权人的追偿权，取决于“饮酒”与“醉酒”的严格法律区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保险公司仅在驾驶人达到“醉酒”标准时方可行使追偿权；一般“饮酒驾驶”不在此列。交强险条款作为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免责与追偿事项作出了与法律法规相衔接的细化约定。本文从“是否属于法定追偿情形”“合同约定内容分析”“格式文本签字的效力认定”以及“司法导向与社会功能”四个维度，结合真实司法案例，对该领域的法律适用、合同效力及裁判逻辑进行系统解析。研究认为，保险人追偿权的行使须严格以法定醉酒情形为前提，保险公司利用格式声明书规避法定赔付义务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司法裁判应坚守交强险的制度根基并发挥正确的社会行为引导功能。

关键词： 交强险；追偿权；醉酒驾驶；饮酒驾驶；格式条款；司法导向

一、引言

交强险制度的设立旨在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及时获得赔偿，具有显著的强制性与社会公益性。然而，在驾驶人存在酒驾情形时，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付后能否向侵权人行使追偿权，长期以来在理论和实务中均存在争议。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对“饮酒驾驶”与“醉酒驾驶”的法律区分，以及保险合同约定、格式条款效力、司法政策导向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本文拟从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格式条款效力认定及司法导向四个维度，结合最新司法案例，对该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以期为相关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二、是否属于法律规定交强险可以追偿的情形

交强险保险人追偿权的行使，遵循严格的“法定原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后享有追偿权的情形包括：（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同样将追偿情形限定为：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上述法律及行政法规在列举追偿情形时，均使用了“醉酒”这一法律概念，并未将一般的“饮酒驾驶”纳入其中。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 19522-2024）国家标准，饮酒驾车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醉酒驾车则指含量大于等于80mg/100ml。这一量化标准构成了保险公司能否行使追偿权的法律“分水岭”。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是否属于法定追偿情形”的审查极为严格。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24）苏民申638号案件中，驾驶人血液乙醇含量为23毫克/100毫升，法院明确指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驾驶人达到醉酒驾驶程度，因此“不属于保险公司可行使交强险追偿权的法定情形”，驳回了保险公司的追偿请求。法院进一步阐释，虽然饮酒驾驶机动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但交强险范围内保险公司仍需承担最终赔付义务，无权向驾驶人追偿。在另一起典型案例中，驾驶人血液乙醇含量为77mg/100ml，虽接近但未达到80mg/100ml的醉酒标准，法院同样认定“仅构成饮酒驾驶，未达到醉酒驾驶标准，不属于上述法条规定的保险公司可行使交强险追偿权的法定情形”。

由此可见，保险人是否享有追偿权，其首要判断依据在于驾驶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是否达到法定“醉酒”标准。法律规定角度，一般饮酒驾驶行为虽应受行政处罚，但并不构成保险人行使交强险追偿权的法定事由。

三、从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内容分析

交强险保险合同的具体条款对保险人的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在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人醉酒、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等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受伤需要抢救的，保险人仅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和赔偿；对于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人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从合同约定的文义来看，交强险条款第九条将垫付范围严格限定为“抢救费用”，最高垫付金额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受害人的其他损失不在垫付范畴。保险人行使追偿权的前提条件，是该垫付行为发生在“驾驶人醉酒”等法定情形之下。该条款使用的措辞为“驾驶人醉酒的”，而非“饮酒后驾驶的”，与上位法律法规保持了语义上的一致性。

在司法裁判中，合同约定成为法院判断保险人是否享有追偿权的重要依据。法院在审查相关案件时，首先核实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是否达到合同约定的“醉酒”标准。若未达到，则保险人依照合同约定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此赔付为终局性义务，保险人不享有向被保险人的追偿权。前述（2024）苏民申638号案件中，法院即以此为由认定保险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其追偿主张缺乏合同依据。

值得关注的是，交强险条款第九条与《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五条在规范内容上形成了完整闭合的法律规则体系：法律层面确立“醉酒”为追偿的法定要件，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垫付抢救费用+追偿权”的制度架构，合同条款层面则对垫付范围、追偿条件作出操作性细化。三者共同构成了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规范基础，任何一层级的规范均未将一般“饮酒驾驶”纳入追偿范围。

四、可重复使用预先拟定的格式文本签字的效力认定

实践中，部分保险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要求驾驶人签署预先拟定的《放弃索赔权利声明书》等格式文本，试图以此规避交强险的法定赔付义务或获取追偿权。司法对此类格式文本的效力持严格的审查态度。

（一）格式条款的认定标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一款，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在（2024）苏民申638号案件中，案涉《放弃索赔权利声明书》虽系保险事故发生后签署，但其由保险公司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苏州某某保险咨询有限公司提供，系可重复使用的预先拟定文本，内容未经双方协商，且声明书最后一段以打印形式固定载明“贵司已向本人明确说明保险条款内容”，符合格式条款的构成要件，应适用格式条款的效力审查规则。

（二）格式条款的订入控制与内容控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的条款，并按照对方要求予以说明。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

在前述（2024）苏民申638号案件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该声明书系保险公司委托苏州某某保险咨询有限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要求李某某在其提供的格式条款上签字，免除保险公司责任，排除李某某依照法律及合同约定享有的赔偿权利。因本案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该声明书应认定无效。法院同时指出，民法典施行后，对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以及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也进行了规范，针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滥用合同优势地位明显损害合同相对方权利的行为作出了否定性评价，案涉声明书认定无效符合现行法律的立法目的。

（三）“概括性放弃”不能产生明确的法律效果

法院还关注到格式文本的出具主体与授权关系。在（2024）苏民申638号案件中，声明书内容仅概括载明“放弃向某保险分公司索赔本次交通事故全部损失”，并未明确保险公司在履行交强险赔付义务后可直接向驾驶人追偿，亦未对交强险的法定性与商业险的合同性作出区分说明。此种概括性的放弃索赔意思表示，因缺乏对具体权利义务内容的明确认知，不能产生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义务或赋予其追偿权的法律效果。特别是交强险的赔付义务具有法定性与强制性，不同于商业险的合同约定自由，当事人不能通过事后单方声明的方式任意排除其适用。

（四）格式条款无效的制度功能

格式条款无效规则的核心价值在于矫正合同双方在缔约地位上的实质不平等，防止强势方利用预先拟定的合同条款不合理地转移风险、免除自身责任。交强险领域尤具特殊性——保险人在专业能力、信息占有、缔约经验上具有显著优势，而投保人（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往往处于恐慌、愧疚的弱势心理状态。若允许保险人在此情境下通过格式声明书轻易取得追偿权或免除赔付义务，将严重破坏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损害交强险制度的公信力。司法通过格式条款效力审查机制对此类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具有重要的制度矫正功能。

五、从司法导向与社会功能分析

司法裁判在个案定分止争之外，还具有确立公平正义裁判规则、规范社会秩序、指引社会公众行为的功能。人民法院对于酒驾等违法行为相关裁决，将产生深远的价值引领和社会示范效应。

（一）维护交强险的制度根基与保险最大诚信原则

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其设立目的是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及时得到赔偿，具有强制性和法定性。保险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在保险有效期和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内，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进行经济补偿，分散风险。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要求保险公司应信守合同约定履行赔偿义务，对于符合交强险赔付的情形，保险公司理应告知当事人理赔权利，并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及双方合同约定及时理赔。

在（2024）苏民申638号案件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明确指出：某保险分公司在李某某未达到醉酒驾驶程度的情况下，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理赔义务，但其未积极协商理赔事宜，而是委托第三方机构利用专业上的不对等性及李某某饮酒驾驶后的弱势心理，要求其另行出具声明书放弃法定的保险理赔权利，以达到免除保险理赔责任的目的，不利于维护保险消费者与受害人的合法权利，从而分散投保人使用机动车的风险并化解交通事故引发的矛盾纠纷，亦实质违反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这一裁判立场清晰地表明，若允许保险公司在驾驶人仅构成饮酒驾驶的情形下，通过格式声明书规避交强险赔付义务或取得追偿权，将从根本上动摇交强险的制度根基，使这一强制社会保障制度沦为“选择性保障”，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合理信赖利益。

（二）避免对违法行为的逆向激励

司法裁判具有显著的社会行为引导功能。若人民法院支持保险公司在饮酒驾驶情形下的追偿主张，或认可事后签署的放弃索赔声明书的效力，可能产生一种危险的司法暗示：驾驶人肇事后可通过逃逸等方式规避即时酒精检测，待血液酒精含量降至醉酒标准以下后再归案，从而既可能避免醉酒驾驶的刑事责任，又可能免除交强险范围内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此，司法实践已有清醒认识。有判决明确指出：“司法的基本作用在于确立公平正义的裁判规则，其社会意义在于规范道德良好的社会秩序，指引社会公众的行为。”“这无异于从法律层面误导社会公众在醉酒后驾驶和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发生，企图避免刑事责任的承担和免除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人民法院通过对追偿权纠纷的严格依法审查，明确传递了“违法驾驶必须自负其责”的鲜明信号，有助于遏制侥幸心理，规范社会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

（三）厘清交强险与商业险的保障边界

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在制度功能与法律属性上存在本质区别。交强险的法定性与强制性决定了其保障范围与追偿条件均由法律直接规定，不可通过合同约定任意扩张或限缩。而商业险则更多体现意思自治原则，保险公司可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饮酒驾驶免责条款，并通过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产生约束力。

在司法裁判中，法院对这一边界作出了清晰划分。前述（2024）苏民申638号案件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认定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无权追偿的同时，明确指出“李某某饮酒驾驶机动车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其对于超过交强险赔偿范围的部分应当自行承担责任”，同时确认了“生效判决亦认定某保险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免责”。这种区分既维护了交强险的法定保障功能，又尊重了商业险的合同自治，实现了不同保险制度的功能协调。

（四）违法驾驶人的终局责任不因交强险而免除

值得强调的是，司法不支持保险公司在饮酒驾驶情形下行使交强险追偿权，并不意味着饮酒驾驶人可以完全逃避赔偿责任。交强险的赔付仅解决了受害人及时获得基本保障的问题，对于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部分，违法驾驶人仍需自行承担赔偿责任，商业险有饮酒驾驶免责条款。在相关判决中，法院在驳回保险公司追偿请求的同时，均明确指出驾驶人“对于超过交强险赔偿范围的部分应当自行承担责任”。因此，交强险制度不会成为违法驾驶人逃避责任的避风港，其最终经济责任并未因保险赔付而被免除。

六、结语

综上所述，酒驾背景下交强险保险人追偿权的行使，须从四个维度严格审视：法律层面，必须严格以驾驶人达到“醉酒”法定标准为前提，一般“饮酒驾驶”不属法定追偿情形；合同层面，交强险条款将追偿条件是否限定为“驾驶人醉酒”，若出现达约定情形，则保险公司不享有合同约定的追偿权；格式条款层面，保险公司利用格式声明书规避法定赔付义务或获取追偿权的行为，因不合理免除自身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且未尽提示说明义务，应认定为无效；司法导向层面，维护交强险制度根基、避免对违法行为的逆向激励、厘清交强险与商业险的保障边界，是裁判者应秉持的基本立场。交强险制度的“先赔后追”模式，既保障了受害人权益的及时实现，又确保了违法驾驶人最终无法逃避责任，实现了保护弱者与惩戒违法的平衡，契合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与公平正义理念。

参考文献：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2020年修正）第十五条[Z].2020.

[2] 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2019年修订）第二十二条[Z].2019.

[3]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Z].2020.

[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九十七条[Z].2020.

[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Z].1999.

[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Z].2013.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 19522-2024）[S].2024.

[8]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李某某追偿权纠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2024）苏民申638号][Z].2025.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某保险公司与卢某追偿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Z].2025.

[10]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某保险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与林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Z].2025.

[11]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12] 奚晓明，杜万华.《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理解与运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3] 邹海林.《交强险条例释义与实务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14] 梁慧星.《合同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15] 王希胜律师.酒驾保险公司交强险追偿权真实案例整理[EB/OL].www.dalianlaw.com.

（本文由王希胜律师根据真实案例整理，仅供法律学习与实务参考。更多专业文章请访问官网：www.dalianlaw.com）